最近,一位印度的国际关系专家在公开场合发表了颇具争议的看法,清晰地指出了一个普遍被忽视的现实。他没有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而是直接谈论了一个敏感话题:“想当年,我们对美国的憧憬犹如对天堂的向往,那是理想中的国度。但如今,中国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认为并不然。即使现在,各类数据依然显示,大多数非伊朗籍的国际人士,若计划出国留学或移民,仍然会优先选择美国。假设一下,如果明天德里或其他城市的美国大使馆宣布大幅放宽签证政策,而中国驻印大使馆同样采取宽松措施,我们可以想象大部分印度人究竟会选择何处。尽管如此,中国的吸引力正在提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来自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赴华留学生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两三年前,我在广州一家酒店入住,发现全酒店几乎都是来自南亚的商人,以印度人为主,他们来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目前在华的印度留学生至少有两万五到三万人,而在美国读书的印度学生则有25万到30万,尽管前者数字较小,但在中印关系中,这些数字并不算少。若与中国留学生在印度的数量相比,实在微乎其微。”
这段毫无修饰的观点,直指许多国际观察家常常忽略的真相:人员流动的方向并不总是与经济总量的规律相吻合,背后深藏着几十年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的延续性,以及个体在生存现实下最实际的选择。很多人把这种选择简单归结为“美国更发达”,但若将视角放宽至最近两年的情况,就会发现其中的逻辑复杂得多。2025年9月,美国将H-1B签证的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几乎是印度IT行业中位数年薪的四倍多,直接打击了印度IT行业人员赴美的模式,造成相关签证的批准率大幅下降。然而,即便到了2026年9月,美国再延续此限制,班加罗尔的外包公司中却并未出现大规模申请中国签证的人群。这一现象的根本并不是对“谁更好”的判断,而是多年来印度的人才培养及产业对外输送的路径基本围绕美国的需求形成。印度IT行业283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核心业务长期依靠美国的外包订单,大量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从一开始就与赴美的工作及获得美国身份紧密相连。这一路径经历了数十年,不可能因为短期政策的变动而迅速转向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
更重要的是,这背后还有双向的现实逻辑。在2026年,中国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扩展到57个国家,而海南30天免签适用的国家达到61个,显示出中国在签证便利化方面的持续开放。然而,印度护照的全球免签和落地签目的地仅有56个,排名在亨利护照指数中滑落至第78位。签证的便利化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基于互信的双向选择,过去几年印度对中国企业和人员的投资及签证限制,无形中提高了印度人进入中国的实际门槛。上述学者提到的广州酒店中的南亚商人,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新的流动趋势:过去印度人往往奔赴美国寻求长久的定居和融入当地产业体系,而如今来到中国的印度人,大多带着商贸的目的,进行供应链对接、工业品采购等合作,结束后通常选择返回本国。这两种流动的属性显然截然不同,前者是“移民式的追求”,而后者是“商务式的往来”。
如今,中印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500亿美元,中国持续多年来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制造业在关键零部件上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维持在70%以上。随着2026年中印关系的改善,历时六年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重启,直航航班也逐步恢复,印度商务签证的申请量在前五个月同比增长了160%。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仍然局限于经贸与产业合作,并未形成大规模的移民及留学流动。两万五到三万的在华印度留学生,尽管与25万到30万的在美印度留学生相比差距显著,但这并非简单的吸引力高低的问题,而是由整整两代人形成的路径惯性,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印度外长苏杰生曾明确表示,目前中印关系的回暖主要是战术上的缓和,结构性矛盾仍然长期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人在面对中美两国放宽签证的选择时,所做出的判断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多年积累的现实经验,这并不涉及价值的高低评判,而是个体在长期形成的生存路径下所做出的最务实的选择。